
申村的第一任村长,是我姥爷他爹。他爹到现在,成了祖上。大家一说起过去的事,就是祖上那时怎样怎样。我虽然寄养在姥爷家中,大家也让我喊。据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讲,祖上长得很福态,大人物似的,脸上不出胡子。我当时年幼,上了他的当。后来长大成人,一次参加村里烧破纸,见到了百年之前的祖上画像,才知道是个连毛胡子,这才放下心来。
刘震云
《故乡相处流传》突破了《故乡天下黄花》的寓言写作的模式,反以一种戏仿的形式打破了历史寓言或政治寓言的类型化的方式来显示自身。作者从严肃与正统的历史与政治的讲述中跳出来,像是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像打闹天宫的孙猴子,无所顾忌,不知深浅,随随便便讲出他眼中的历史与政治。讲话的方式和讲话的内容是紧密联系 的,小说的意义也正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以一种嘻嘻哈哈的方式来讲,历史和政治也就变得嘻嘻哈哈,非常好玩起来。
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是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获茅奖后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直逼现实,书写民苦,使这部小说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故事都是写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其实不过是想在人群中找到能说上话的人,不同的是,书中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从杀人到折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告状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二十年。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他的写作立场使他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可以与时代、人民和国家对话的现实主义作家。
刘震云
《温故一九四二》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刘震云的首部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刘震云形象地说:1942年河南因旱灾饿死的民众,相当于在那里建了三座奥斯维辛!冯小刚说:二战时,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在1942年,中国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刘震云为此写了一本书,我在1993年看到,非常震撼。当年旱灾、蝗灾使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刘震云为重温那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19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电影故事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电影故事比小说更直观,甚至更具文学性,电影中未拍或删掉的镜头在书中都予以保留。也由此看到刘震云获茅奖力作《一句顶一万句》前身的影子。
刘震云
没有神的世界里,人只能一辈子都在寻找,寻找一个人,和他说一句知心的话,一个人内心的洪流,其实已经足够淹没整个世界﹗──刘震云从《手机》的真话之难寻与说谎之必要,到《我叫刘跃进》人际间的偶然与必然,鬼马作家刘震云费时三年创作《一句顶一万句》为生而为人,「觅知音」之必要。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个出走,一个回归,他们寻寻觅觅,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试图表达内心的矛盾与无助。书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偏偏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从荒野的乡村到繁忙的大都会,由20世纪中叶到新世纪初,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县长、镇长,还是老师、理发师、屠夫、染坊工、传教士等寻常百姓,当说话成了唯一的沟通管道,语言又无法直达核心,孤独便永远如影随形!寻常人的事件,串连成不平凡的故事。刘震云说这是目前为止,他最满意的作品。
刘震云
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民工,上街时他的包被人抢了,里面装着他全部财产。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刘跃进像一只无辜的羊,意外地闯入了狼群,他自认倒霉却不悲观。问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狼,都把自己打扮成羊,和蔼可亲,俗话说,披着羊皮的狼;而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刘跃进做人没有问题,但偏偏造化弄人,一切都让他始料未及。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向人们讲述了这个玩笑。不过,你可能当时没有笑,在合上书的时候笑了,过后想起又笑了,这种独特的刘氏幽默,在《我叫刘跃进》中达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