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不过是希望，每个人都能重新站到阳光下。”

她的语气有点惆怅，我没有太明白她的意思，只好对她点点头，作为告别，随即开车离去。

与陈文锦短短的一段交谈，问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充满了我的头脑。

她对张起灵的名字有印象。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她遇到的难道是那个张起灵？

那位张起灵在广西上思县当兵，和庞二贵入伍的时间地点异常吻合，如果同属军方的行动人员也不奇怪。

可是，那和闷油瓶又是什么关系？

闷油瓶确实像是受过军队训练。难道他名义上的出国留学，实际上是整容去了？那干嘛去德国，又不是汽车翻新，就近跨个海不就好了？

可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张起灵是闷油瓶本人，那张海华又是谁？明明照片是一样的，并且还有家人承认，还能继承家业。自家人从小看到大，总不会出错的吧？

我想了想，能确定这两人是否为同一身份还有一个办法。记得那位“张起灵”的档案上有一项，是他退伍时负有七级伤残，如果闷油瓶身上也有同样符合七级伤残标准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两个人为同一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强。

除去双侧不完全性面瘫，闷油瓶浑身上下能有点问题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手指了。路上我给劳动保障中心的熟人打了电话，逐项听了军人七级伤残的具体内容。没想到问出了一个惊讶的事实：惯用手除了拇指外，有两到三个手指内侧离断式伤残或者功能缺失的话，确实算是七级伤残。

假设闷油瓶的食指和中指是受伤造成的，比如斜形或Y形骨折造成的畸形愈合；再假设闷油瓶之前的惯用手确实为右手，毕竟左撇子入伍用枪不方便，却因为受伤不得不改为左手……

虽然有削足适履的嫌疑，可是这也太巧合了。怎么回事？我慢慢合上手机，突然全身发冷，感觉到，这里有一些让我不敢再往下想的东西。

第六十八章

由于我的胡思乱想，路上耽搁了一点时间。赶到酒店时其他专案组成员已经到齐了，正在讨论要不要对闷油瓶刑事拘留。

毕竟他是此案重大嫌疑人，在限时破案的压力下，我们总要采取些行动证明自己没有消极怠工。而一般刑事拘留期限最长可以延长到30天，正好是凶手的作案周期，如此一来我们可算两手准备，一方面可以预防潜在犯罪，另一方面也方便我们排除他的嫌疑。

汪局倒是不太同意这项提议，首先碍于闷油瓶在两次案件中有不在场证明；再者说，闷油瓶在身份上属于港澳人士，羁押和拘传都会比较麻烦，办不好还会引起舆论关注，现在案件悬而未决，市委宣传部和市局公共关系科都顶着巨大压力，此举可能火上浇油。

而三叔的态度此时十分奇怪。按说他刚刚已经制定了引蛇出洞的计划，如果对外放出已初步明确嫌疑人的风声，理论上可以减缓专案组的压力，也可以让凶手放下戒心，继续行动，以利他计划实施。只是出人意料地，三叔附和了汪局的立场，这让我摸不清他对闷油瓶的态度。

时至今日，专案组内部或明或暗已经分成怀疑闷油瓶和不怀疑的两部分，大家都有自己的倾向。但是三叔的态度却迟迟不明朗，连我也探不出丝毫口风。联系他之前对于我们的接触还会比较紧张，后来却要求我主动接触的转变来看，不知为何，他好像已经放下了对闷油瓶的防备，不知他们是否在上次交谈时暗通曲直。

我没什么立场表态，怎么说闷油瓶这个大麻烦也是我自找的，但是对于现有结果还是很满意。反正现在闷油瓶的状态也和刑拘差不了多少。

汪局和三叔两位负责人一表态，之前提议人和赞同的人就不再特别坚持了。只是他们仍然提出，如果凶手确实可以在犯罪中使用面具的话，来往过境也查不出来是不是本人。

我心道中国江湖手法真是作弊利器，怪不得范达因二十条里明确规定推理小说中不得出现中国人。不过他们这个推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在第一起案子案发后，依然可以调查到闷油瓶在香港的报纸上出席各类活动的照片。况且我也不觉得哪个商业大鳄需要董事亲自出来动手shā • rén。

之后话题转到了面具上。以张教授为首的心理学组提出凶手并未一直使用面具的观点，并且对凶手使用面具的动机发出了质疑。我并没有对胖子以外的人讲过之前的猜测，不代表不会有别人提出类似的怀疑。

在连环shā • rén凶手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狩猎型，一种是漫游型。后者在冷却期内会不断回味谋杀的快感，如果快感不能支撑他们，他们就会犯下一起案子；而前者在冷却期内还会反省自己的行为，补查疏漏之处，提高犯案手法。

而本案凶手在行动中冷静谨慎，很明显属于后一种，因此凶手在此系列案件中的隐蔽手段会呈现出一种升级趋势。张教授根据他多年的经验给出了结论，倾向于认为凶手在之前的案件中并没有使用面具来掩饰自己的行为。

之前的外省案件中，或多或少都有线索表明一种迹象，即死者与凶手并不认识，至少第一起案子中表现明显。随后，张教授逐案分析了凶手使用面具的可能。

如果凶手一开始就有用面具掩饰自己行为的计划，那么，第一，在第一起案件中，他比起陌生人更应该扮成熟人，如此可利于转移警方调查方向，方便凶手摆脱嫌疑；第二，这与他采取的统一的谋杀手法不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至少第一起案件中，他没有使用面具，同时两个人不认识。

第二起案件中凶手趁被害人熟睡破门而入。如果有能力易容成熟人，便不用费此周折，可以如同第七起案件一样直接敲门进入。因此第二起案件反映出凶手无伪装，二者也并不认识。

第三起案件中凶手与被害人发生了打斗，极大可能非熟人作案，但也不能排除被害人发现凶手意图后极力反抗。在脱身方面，被害人所住区域偏僻，监控网络辐射不到，进出人员混杂，脱身并非难事。因此两人认识与否待确定，但并无使用面具的必要。

第四起案件中，被害人有被凶手叫住的动向，因此，二人可能认识，或者可能是伪装。

第五起案件被害人开门让凶手进入，同样，可能认识，可能是伪装。

第六、七起案件就不必说了，凶手直接伪装成二人的熟人，可能是为了作案方便，更可能是由于彼此认识，否则会引起怀疑。毕竟案件已经全国皆知，他们几位行动组的人员之间可能也有察觉。

“那个第十人和既有嫌疑人不认识吗？”这时，李四地案的负责人插话问道：“能确定行动组成员之间是互相熟悉的吗？”

目前看来，陈文锦的情况即使对专案组内部也是保密的。内部把她简要称为第十人。那个神秘失踪的人被称为第十一人。

“能确定肯定不熟悉。”三叔简要回答道。“这就是奇怪之处，他们不认识。至少第十人不认识他。”

我想起陈文锦对闷油瓶另一个身份的反应，心道那可不一定。我去得晚了，错过了对陈文锦情况的讨论。不过她认识霍玲，却不熟悉其他人，特别是李四地就身亡在他供职的事务所附近，由此可知行动组织成员之间消息是不流通的。

“还有一件事，你们记不记得，”同属于四川专案组的大金牙补充道，“我们属地的庞二贵案件中出现过一个手印，和第六起案件中的手印并不一致，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明，凶手是最近才开始改变作案风格的呢？”

“对，之前我们也提过，凶手的风格从隐匿突转成暴露，也可能是因为需要。”林其中代为回答道。

“因此，”张教授总结道，“我们有两点推测，第一是凶手的身份范围，凶手可能是裘德考的手下，活跃于湖、广两地，也有可能是当年的行动组人员，只有这两种人可能有当年人员的名单，并且与他们有利益交割。

”第二是凶手的犯罪手法，如果能确定他最近才开始使用面具的，我们可以反向推测，凶手要么是最近才有了面具的来源，要么是最近才有了需要。而这恰好又反证了凶手的身份范围。”

专案组都在消化新的推测，会议室内一时陷入沉默。我可算逮到一个插话的机会，便开口问道：“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后几起案件的被害人都在杭州？据我所知，这地方可不是那么好进的，至少面向外省人员招录公务员还是前年才开放的。”

几个还没办好落户的新警员纷纷附和。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三叔瞪了我一眼，搞得我莫名其妙。

第六十九章

忽略掉我的插嘴，专案组继续讨论被害人的身份关联。

陈文锦与霍玲是认识的，这个消息之前山东警方并没有提供给我们，平白耽误了事情，汪局作为山东省的老人，面子上也十分过不去，连做了好几句检讨。好在现在基本上名单都齐全了，能大概勾勒出当年的行动路线。

当年行动是从广西省北上，一路经过湖南、湖北、河南最终到达山东，这与小花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一致。每个省有一到两名或干警或江湖人士被命令进入行动组：山东是陈文锦和霍玲，均为警察，结案后来到杭州，一生一亡；河南是凉师爷，某公司律师，结案后迁往陕西，已被害；湖北是定主卓玛和李四地，分别为警察和小商户，结案后一回家乡一来杭州，均已被害；湖南是解连环和小花，这个不必多说；广西是叶成和庞二贵，分别是自由职业者和边防武警，结案后一回家乡一入赘到四川，也均已被害。

在这份明确的名单里面，专案组一共发现三个疑点：一是河南为何只有一个人；二是庞二贵是边防武警，严格来讲属于军人，不知为什么会在警方的行动名单里；三是小花加入行动组之前的“第十一人”，鉴于陈文锦随口说出了此人已失踪四年以上被判决死亡，专案组一时也无法用他做文章，只能让潘子去湖南时好好核实一下此人的情况。

之后汪局要求就新出现的陈文锦的情况开始讨论具体的行动方案。看来在我送陈文锦回去的同时，其他人也没有闲着，听汪局问起，立刻就拿出了监护方案。

方案要求抽调非专案组的四名干警暗中跟随，两班倒，监护范围从工作地点到私宅。为减少暴露可能，两班人马互相不公开交班，交接处随机选在工作地点和私宅中途。

监护的任务委派给了大奎。他一副很兴奋的样子，看来是接手了老本行。我只能衷心希望他和凶手短兵相接的时候不会打不过，毕竟特巡警都挂了。

同时，陈文锦本人被要求随身携带手机，并保持开机，方便技侦部门24小时定位；并且技术人员在她手机上设置好了快捷键，直播往我们警方内部的一条专用路线，按键即可接通，并派专人值守，以防不时之需。

再者，鉴于凶手有冒充熟人与目标接触的行为，会上三叔建议安排一个人在工作场所也贴身跟随，方便摸清陈文锦的交际圈，近距离观察与她交往甚密之人的相貌细节及生活习惯，以便及时分辨可能出现的凶手。毕竟人皮面具虽然听上去很神奇，进入3D打印时代后甚至可骗过ATM摄像和面孔识别，但在人眼和大脑这个用时35亿年演化出的识别装置前还是不够看。

专案组接受了这个建议。考虑到陈文锦的日常方便，专案组决定抽调女警随行。几个人选中最终拍板为三叔推荐的一个人，叫哑姐，是市局治安支队的老人了。她本身有法律背景，比较适合假扮新来的工作伙伴。同时她与三叔当初在治安联防有过合作，私交不错，几年前我第一次在杭州过年没回家的时候还见过她，我总以为二人有一腿。不知后来为什么不了了之了。

方案敲定后，汪局又例行啰嗦了两句，见我们都在收拾资料，也就闭了嘴，点点头就跟着张教授先走了。

领导一撤后我们便活泛起来，胖子一脸无趣地说：“机关下来的人就是麻烦，还港澳人士，在咱这还不是走咱的法？看他天天在值班室呆着也没啥意思，直接硬带进来算了。”

“港澳台同胞在内地犯罪的规则与外国人犯罪的规则相同。”潘子把文件夹打在他肩上，“你个法盲！”

“是不是一个国家？是不是？先从统一法治开始！”胖子不满地嘟囔着。

我从他身边挤过去，心道还硬带进来，你不见得打得过。

*

专案组的目光聚焦在下一步的行动上，终于夺回了一些主动让大家干劲十足。宣布散会后，行动组的成员立刻就散去了，只剩我们视频组的开车跟领导们回局里。

一路上我还在慢慢回味会前送陈文锦回单位时的对话。她的欲言又止里好像有很多故事，让我不禁对九年前的那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耿耿于怀。

还有杭州。三叔在会上瞪我的那一眼绝不是睫状肌抽筋。但他现在和汪局都还留在宾馆里，我也不好上去问，只能奢望他老人家哪天心情好了，给我解解惑。

回到办公室，才发现小花一直坐局里等专案组的开会结果。

见到他时，我脑子一热，就想问问他当年卧底的内情，因为从陈文锦处应该得不到什么了，如果小花知道——可转念一想又放弃了，算了，他是行动组失踪了一个人后才涉入案件顶替的，想也对内情不甚清楚，而且他对回忆当年十分排斥，我最好还是不要碰触逆鳞，